明清两代流行的马面裙，有哪些特点？******
中新网北京1月11日电(记者 上官云)近年来，“国潮文化”逐渐兴起，汉服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心头好”。从精美的纹饰到到精致的款式，汉服凭借丰厚的文化内涵，在当下依旧焕发着光彩，也是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
何谓“汉服”？汉服有哪些款式？南通大学副教授曹喆表示，周代至汉代的衣裳多是宽衣大袖，右衽与褒衣大袖是汉服区别于胡服的主要特征。另外，明代有月华裙、凤尾裙、百褶裙等裙式，如今人们比较熟悉的“马面裙”，是明清两朝最流行的裙子之一。明中期以后流行一种称为马尾裙的衬裙。
款式与功能
精美的汉服，无疑是许多传统文化爱好者的宠儿。
资料图：汉服展示。安源 摄曹喆介绍，“汉”字本意是天河，汉朝建国时以此作为国号，原先的华夏族也就被称为汉族。中国历史悠久，几千年来，汉服经历了多次胡汉融合。
因此，汉服来源多样，形成了款式极其丰富的汉服系统，这恰恰是历史积淀的结果。可以说，汉服是一个服饰系统，不是一种风格或类型。
如果按功能分类，汉服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燕服等，类似于今天的大礼服、小礼服、工作服和休闲服的分类方法。
按款式分类，则有深衣、袍、衣裳、襦裙等等。古代典章制度还按照礼仪和官级对服饰分类。研究者通常依据研究目的确定使用哪种汉服分类法。
不过，为了便于研究，可以把汉服归为三种基本款式，分别是衣裳制、深衣制和袍服制。因色彩、长短、宽窄、纹样、配饰等不同，这三种基本款式有很多变体。
汉服的“衣裳制”
《周易•系辞》有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曹喆说，从商代出土的人物造型玉器可以粗略看出，当时贵族是“上衣下裳”的着装。衣裳有可能是汉服最早的普遍使用的类型。
穿在上身的称为衣，穿在下身的是裳。大礼服往往都是衣裳制。如冕服采用的是衣裳制，不同朝代的冕服在冕冠、图案、尺寸以及颜色等细节上略有区别。
资料图：此前，四川省成都市玉林东路上演了一场国潮汉服巡游活动，30名汉服爱好者身着传统的汉服行走在街头，吸引过路行人。余轩 摄在一些重要场合，士人也穿上衣下裳。曹喆说，《礼记》记载，士人接受冠礼时头戴爵弁，穿纁(浅红色)裳。
周代至汉代的衣裳都是宽衣大袖，这也是汉服区别于胡服的主要特征之一。胡汉文化交融过程中，汉人衣裳出现收窄变短的款式。
早期的汉服款式相对较为单一。慢慢地，汉服款式越来越多，出现了襦裙(袄、衫)、袍、袴褶、半袖等，衣裳有宽有窄，领子有交领、圆领、立领等，装饰纹样更是几乎不计其数。
所以，曹喆认为，要总结汉服特征，大致可以这么判断：汉服具有符合汉文化、礼仪要求，且符合中国人审美需求的特征。
明清流行马面裙
对古代服饰研究者来说，古代典籍、绘画等记录的题材大多数关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如官服、贵族服饰等相对比较详细，出土的壁画和实物也多来自皇室或贵族墓葬。
曹喆表示，相较而言，明朝留下的小说、笔记、绘画以及实物资料较为丰富，比较有利于人们了解明代百姓的穿衣情况。
资料图：图为扮演水仙花仙子的汉服爱好者。 高铖 摄明代织造业发达，彼时江南是丝绸的织造中心，可以织造各种高级面料。明晚期，流行轻薄面料，据范濂《云间据目抄》所记，明代面料样式多样，不可胜数。明代晚期的老百姓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基本是爱怎么穿就怎么穿。
男装主要有贴里、道袍、直掇、程子衣等。《云间据目抄》中提到男人都穿“细练褶”，这是从元代辫线袄演变出来的一种袍衫，上身和下裙在腰间缝合，裙腰下有褶。
此外，明代女装主要有衫、袄、褙子、比甲及裙子等。弘治年间妇女衫、袄很短，仅掩至裙腰，发髻不高。嘉靖初年，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多，发髻很高。
明代男女都使用一种衬裙，使用马尾织成，称为马尾裙，它能把外裙撑开，人显得宽大。此外也流行裙袄，袄用大袖圆领，裙用马面裙。
明代有月华裙、凤尾裙、百褶裙等裙式。可以这么说，马面裙是明清两朝最流行的裙子之一。一般来说，马面裙一周有四个裙门，两两相叠，两侧有褶，正面没有褶。
明代服饰样式和风格多样，部分服饰一直沿用到清末。戏剧用明式服装的传统一直流行到现在。明初时，一般老百姓的婚礼可以用九品官的服装作为婚礼服，新郎也称新郎官或新官人。
汉服是文化的直观体现
一般情况下，穿着者传达服饰的意义主要包括个性(品味)暗示和身份(职业)暗示两方面。
曹喆提到，中国人对“意义”非常重视，“以符号的方式表达含义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器物上的纹饰基本都是符号，体现了趋吉避凶的含义，服饰上的纹样更是难有例外”。
曹喆作品《汉服》。中华书局出版女式汉服上使用频率最高的纹样是牡丹、蝴蝶、凤凰等纹样，男式汉服使用频率最高的纹样则是寿纹、云纹、回纹等。
此外，汉服纹样往往将各种吉祥含义的纹样凑到一起，如一幅画面同时有寿桃、蝴蝶、蝙蝠、如意等图案。以象征婚姻美满的纹样为例，有和合二仙、凤穿牡丹、蝶恋花、并蒂莲等。
汉服和礼仪密切相关。服饰礼仪展示的是服饰规范，与社会秩序、道德修养、物质生活等内容有关。《周礼》记载了五礼：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
《礼记·王制》则总结了社会生活的六种礼仪：冠、婚、丧、祭、乡、相见。无论哪种礼仪场合，都对服饰有规范要求。时至今日，人们在正式场合按照礼节穿衣的传统依旧留存。
很多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服饰的设计。比如穿衣服的时候，要考虑到服装如何搭配，这个过程，实际就是服装设计过程的一部分。
“中国人教育孩子，要求‘形端表正’，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正衣冠’，即衣服和帽子要穿戴端正，外表清洁整肃，内心同样要纯净正派。”曹喆表示，汉服是文化的直观体现，反映出穿着者的文化取向或者归属，服装和人的精神面貌联系甚为紧密。(完)
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大发彩票地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