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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习近平眼中“最大的人权”,读懂当代中国的人权观******

  (近观中国)从习近平眼中“最大的人权”,读懂当代中国的人权观

  中新社北京10月9日电 (记者 梁晓辉)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一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中国人权观的主题边会引发外界关注。名为“以人民为中心:当代中国人权观的价值遵循”的这场研讨会,再次将中国的人权观带入世界聚光灯下。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这句话,是中国人权观中为人熟知的论述之一,被认为是“以人民为中心”当代中国人权观的集中体现。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尊重和保障人权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形塑着当代中国的人权观。外界注意到,“人民”是习近平在论述人权时的高频词,如他在谈及人权普惠性时指出“人权不是一部分人或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的普惠性人权”,谈及人权主体性时表示“让人民成为人权事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促进者、受益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贺海仁认为,当代中国的人权观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紧密相连。用最大人权观表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国家制度、深入践行小康社会工程和从容应对人类重大危机,充分展示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权利实践和权利方法。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初心。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从解决人民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入手,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观贯穿政策制定的全过程,落脚于提升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着眼于“人民幸福生活”这一最大的人权,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改善人民生活环境质量;着眼于消除“贫穷”这一实现人权的最大障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威胁生存权、发展权等首要的基本人权时,中国全力应对,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妥善应对人类重大危机,从中都能看到‘以人民为中心’中国人权观所发挥的作用。”贺海仁说。

  “发展人权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十年间,中国人权事业取得长足进展,在不断解决自身存在问题的同时,也更注重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为世界提供助益。

  习近平曾强调,“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义之所在,天下赴之”。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现任的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中国关于人权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全球人权治理的立场和主张,与中国的人权实践紧密相关,外界将其视为当代中国人权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世界上唯一持续制定和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主要大国,近十年,中国展现出更加积极有为的全球人权治理姿态,既参与具体的人权事务,也通过对外援助、抗疫合作、减贫合作等助力他国改善民生,更通过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致力于“兼济天下”“天下大同”。

  回顾这十年中国参与全球人权治理的成效,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常健尤其关注到中国人权观给世界带来的启迪。

  当今世界,人权话语权被少数国家所垄断,其概念遭到任意解释和滥用,有时充当政治武器,有时又成“双标”借口。在此背景下,当代中国的人权观强调,人权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不能脱离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空谈人权。

  习近平鲜明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有人权,不能以别的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更不能搞双重标准”。

  常健认为,中国推崇的是一种平等、开放、包容的多元人权观,在世界人权认知中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也有助于将人权议题从对立和对抗中解放出来,同时更给那些想探索本国人权发展模式的国家带去启迪。

  有评论认为,中国所秉持的人权观,也与中国在民主和现代化上的认知同步:“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基于此,中国近些年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在民主和现代化道路上不断积累和探索出的成果。

  而当代中国的人权观,亦是中国在人权领域不断探索和积累的成果。“从中国自身看,它行之有效,从世界看,它带来了启迪。”常健说。(完)

检察公益诉讼将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呈现三个转型******

  光明网讯(记者 李政葳)在近日举行的“2022啄木鸟数据治理论坛”上数字经济专场上,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课题组发布的《个人信息安全年度报告(2022)》,从隐私政策、权限获取、SDK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个人信息的复制转移、个性化展示等方面,对150款App进行测评;另外,还对四个应用商店的App上架审核情况进行测评。

  报告实测,App隐私政策透明度比去年有所提升,八成App得分超过及格线。但仍有三成App首次使用时收集非必要权限,近八成App超频率采集个人信息,不足一成App在15天内提供个人信息副本。

  在论坛期间举办的“个人信息保护专场”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副厅长邱景辉表示,检察公益诉讼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将有三个转型:一是推动个人信息数据安全治理模式从事后惩戒向事前预防转型,明确将个人信息数据安全纳入公共安全体系,实行更加严密的保护;二是从惩治个人信息犯罪向督促履行政府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转型,监督保障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三是从重点加强对特定群体的特别保护向全面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转型,贯彻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加强对公民权利司法保护。

  腾讯研究院首席数据法律政策专家王融表示,个人信息保护法施行一年以来,行业合规水平有了显著提升。比如,合规理念的全面树立,从法务人员到一线产品经理,均将个保合规工作置于首位;用户感知的全面改善,从隐私政策、信息清单到知情同意选择,面向用户更加透明;技术能力的全面加强,用技术为隐私合规工作赋能成为趋势。

  App是否可能通过技术“暗箱操作”,非法获取用户个人信息?北京汉华飞天信安科技总经理彭根对App合规中常受关注的存储、关联启动和后台获取三个技术点进行了剖析。

  他举例说,App存储数据并不一定需要存储权限,若要对其他App的目录进行写入、删除等操作,则还需用户二次确认。用户只需做到简单一步——使用新版本的操作系统,就能基本保证App个人信息安全。他建议,开发者坚持告知与行为一致的原则,用更好的服务而不是技术来提高用户“保活率”。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络安全研究中心测评实验室副主任何延哲提到,我国对App治理非常重视,从2019年起每年都在持续开展专项行动。“随着我们App合规工作提升情况,监管方向也有所优化和调整。”何延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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