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佐“古国”：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
“宫城”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局部） 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什么是“文明”？现在一般所说的“文明”，多指对“Civilization”等西文词语的意译，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但要称得上“文明”，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王权”。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董志塬上，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可能有外环壕。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的“宫城”。“宫城”中心为主殿，“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台、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
数千人数年建成的“国家级”工程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而且宫殿、夯土台、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以聚落中部的“九台”来说，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现存还有5~7米高，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有2~4米厚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内、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以当时的条件，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九台”，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
再看中央“宫城”区。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55米、南北长约67米，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宫城”外有宽约15米、深10米多的“护城河”，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加上“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宫城”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5米，中央火坛（火塘）直径3.2米——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宫城”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侧殿）。所有这些宫墙、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窄处宽1~1.5米，最宽处可达5米，现存高度1.5~3.5米，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
“宫城”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各处地面、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甚至宫墙也不例外，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我们可以想见，五千年前的南佐“宫城”，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我们估计，“宫城”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九台”区。
经勘探和试掘，在“九台”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夯土台、壕渠水利工程等，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据此推测，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出土的精美白陶、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可能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当。即便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九台”、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集中规划建设而成，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由此推断，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古国”。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
南佐都邑及“宫城”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格局。“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共有三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
再放大一些视野，“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外墙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
我们推测“九台”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宫城”区部分侧室（侧殿）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的居所。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九台”以外，推测“九台”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圣区”或者贵族居住区。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凸显了王权至上，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
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制作工艺还是个谜。制作彩陶是黄土高原的传统，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有些彩陶成套出土，具有礼器性质。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可既盖又塞，以防止酒精挥发。南佐的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器表内外涂白衣的做法则见于簋、双腹盆、钵、缸、罐、瓮等很多器物上。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大小不一，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礼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最高达1116℃，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1000℃之间。令人惊讶的，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粟、黍数量极少，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黍。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黍为主而少见水稻，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
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白陶、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有意思的是，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据科技考古检测，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朱砂，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可见南佐“古国”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
目前，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一样，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作者：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纵论国际传播之道，中国故事如何“出圈出海”？******
中新网北京10月1日电(记者 阚枫 袁秀月)9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新闻社建社70周年强调，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增强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一周之后，一场云集知名专家学者以及政府部门、主流媒体、商业平台、海外华文媒体相关负责人的研讨会在中新社举办，议题即为国际传播。
新时代，中国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如何构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增强亲和力和实效性？海外华媒如何当好中国故事“译者”和“传者”？这场大咖云集的会议，纵论国际传播之道，共话中国故事出海之路。
大局和大势
——新时代，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图为“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现场。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新社建社70周年贺信精神，9月30日，由中国新闻社主办、中国新闻网承办的“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2022年是中国的政治大年，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意义深远、全球瞩目，是中国向世界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的绝佳契机。
中国新闻社社长陈陆军在致辞中表示，总书记的贺信让中新社全体干部职工、海外侨社、华文媒体以及为中国对外传播事业不懈奋斗的广大同志们倍感温暖振奋，倍受鼓舞。
陈陆军表示，总书记在贺信中要求中新社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和民心相通，这个要求蕴含着深刻的内涵，体现出大国的智慧与担当。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是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发展进步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稳定繁荣也需要中国。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人类不同文明相处和发展的正道。民相亲，民心相通，不断增进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这是中新社作为一家致力于跨文化传播交流的媒体机构应尽的职责和使命。
图为“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现场。中新网 李太源 摄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张勇在致辞中表示，党的二十大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世界观察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窗口，是开展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的重要契机，也是检验我国媒体融合发展成效的重要竞技场。
张勇表示，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作为互联网媒体人，大家要有看透世界变化大局和中国发展大势的眼界，更要有勇立变革潮头、担当责任使命的胆识。他强调，要占领主阵地，打好主场仗，壮大主流舆论，彰显中国价值；要围绕关切点，做大共情点，提高报道亲和力，增强传播实效性；要增强创新力，提升竞争力，深化媒体融合，拓宽出海渠道。
破壁和破局
——如何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当前，新技术不断改变着信息的传播渠道与触达方式，国际传播进入以互联网为主平台的新阶段。新形势下，如何突破“壁垒高墙”，如何“破局求变”，讲好中国故事和全球故事，成为重要课题。
“讲好中国故事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做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认为，国际传播关键在做好上游内容和下游渠道。但是目前，我国国际传播媒体在内容生产建设上存在短板，在讲述中国故事和全球故事时也缺乏自己的平台，这两个问题亟需重视。
在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看来，向谁传播非常重要。他认为，在关注国际重大议题时，西方舆论不应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为国际舆论已不再是西方的舆论。在国际传播中，还应关注如上合组织成员国等国家民众关心的事，以及重视越来越多学习中文的外国精英人群。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姜飞强调了话语方式的创新。他认为，懂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对中国媒体发布内容感兴趣的外国人也在增加。同时，海外华人群体对中文媒体的表述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在新形势下，要“变中求破”，创新国际传播话语方式。
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院院长王晓红认为，只有更好地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她认为，“中国好故事”既包括“大时代”的“大故事”，也包括“小人物”的“小故事”，应充分重视网上的个体，让更多个体去展现中华文明，更生动、更直观地呈现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建武认为，要用互联网思维顺应新的传播环境和新的传播关系，通过媒体深度融合开展国际传播活动，做到“入眼”、“入心”、“可持续”。要把传播对象锁定为普通公众，而不是更多地像传统做法那样通过宏大叙事传递声音。
共情和共融
——国际传播实践探索哪些新路径？
图为“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现场。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每一次传播技术的升级迭代，都带来传播实践的新变化。对于国际传播来说同样如此，在媒体融合大趋势下，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不断创新对外传播实践，探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可行路径。
结合中新网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的实践，中国新闻社融媒体中心主任兼中国新闻网总编辑吴庆才表示，中新网从“吾国吾民”的新视角，突出侨海特色，让“中国通”答“中国题”。同时，注重共情共鸣的新表达，聚焦宏大叙事的个体诉说，在中国人的奋斗故事中、在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中，寻找、挖掘、展示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发展理念以及中国的社会变迁、发展成就。
在中国网副总编辑薛立胜看来，国际传播应追求快、准、融、外、通，要快速准确抢占话语阐释权，力图把所有的表达方式进行融合呈现。同时，从受众出发，考虑他们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让外国人讲，让有影响力的人来影响普通人，寻找共同的关注点，达到“我要说的就是你想知道的”。
新浪微博执行总编辑、媒体合作部总经理于琪在分享中表示，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和社交媒体的传播力、互动力在微博得到完美结合。媒体在微博发起的强互动话题内容，能有效带动用户参与讨论，也为正能量在平台的传播发酵赋能。
谈及新的媒介技术和信息窗口，快手泛知识业务&课堂业务副总裁周晓晗表示，会采取动画、短视频、图文并茂等多种手段，降低用户获取和解读新闻的门槛，让重大事件和政策更好向下透传，发挥正面引导作用。
桥梁和纽带
——海外华媒如何将中国故事“再传播”？
图为“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现场。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遍布全球的海外华文媒体是中国故事“出海”的重要生力军，面对媒体变革新动向和国际舆论新环境，海外华媒如何将中国故事“再翻译”、“再传播”？
对于新时期海外华文媒体的定位，葡新国际文化传媒总经理、葡新报社长马丽梅认为，当前，海外华人已经无缝对接国内新闻渠道，华媒应重点在对接所在国的媒体，影响所在国的群体，能够在所在国发声方面重点发力。
泰国头条新闻社社长、曼谷杂志社社长郭蕊认为，华媒要生存发展，公信力十分重要，要秉持正确、客观、中立、权威的原则，不能博眼球，更不能以讹传讹，尤其不能拉踩任何一国。
欧洲时报北京代表处主任马林认为，海外华侨华人在提高国际传播力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且越发重要，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信息接受度高、敏感度强，在让他们了解真实客观的中国，提升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也获得了面对涉华谎言、谣言时反驳的逻辑和实力。
谈及适应当前的国际传播格局，欧洲新传媒集团总编辑范轩认为，在国际舞台讲中国故事，不能自说自话。他还表示，我们秉持礼让谦和、避免冲突的原则，但是面对恶意攻击，要主动出击、说明真相、正本清源。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理解中国国情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瑞士欧亚时报社社长朱爱莲认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辉煌的成就不仅造福着中国人民，更造福着世界人民。
欧洲侨报副社长孙雨梅表示，讲好中国故事要注重从“自己讲”转变到“一起讲”，从讲历史向讲现代和讲未来叠加。她还特别提到，要十分看重华裔新生代的教育和培养，让他们成为未来中国故事的传播者。
谈及中华文化的传播，美国鹰龙传媒、美国城市广播电视台董事长苏彦韬表示，中华文化是民相亲、心相通最好的桥梁，而海外华文媒体记录的不仅是华人华侨的故事，更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传承的坚实基础。
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暨执行委员会主席罗崇雯称，富有中华文化感召力的优秀节目在澳门很受欢迎，澳门观众感受到了祖国一家亲的归属感，也让在澳门的国际人士看到了中国形象的亲和力。
谈及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均表示，将致力于把这次重大报道作为讲好新时期中国故事的重大契机。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总编辑黄晓敏介绍，将用心做好精品，既要见大见小，又要见人见事，在移动化、视频化方面发力内容生产，着重报道十年来香港在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过程中取得的显著成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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